乾隆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当时的百姓过的怎么样

乾隆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 当时的百姓过的怎么样

还不知道：乾隆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读者，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，接着往下看吧~

乾隆时期与康熙时期并称为”康乾盛世“，被认为是咱们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盛世，恰逢同一时代法国的波旁王朝正值路易十四的全盛时期，因此东方都迎来了一个大繁荣时期，在处于二者中间的印度莫卧儿帝国，也出现了奥朗则布治世时期，这一时期是其领土范围最大的时期。这与唐代世界范围内各地偶然同时出现的黄金时期是相匹敌的。以上国家多有共通的因素：统治者发起的大规模征战，可以支撑这种征战的强大的经济实力，一定程度上的物质积累，以及流通领域的活跃。

可以说，随着经济圈的扩大，商品经济不管是在其体系上还是在其机能上，都会获得迅速发展，这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繁荣之源。这一点无论是对于绝对主义时期，还是封建社会的大发展时代，或者是近代社会的萌芽时期，都是适宜的。不过，在如下两种情况下，关于这一点定会形成甚为不同的观点：一种情况是从承接上一个时代的角度来看，当代是前代的产物;另一种情况作为对前一个时代的延续，当代不仅继承了前代的蓄积，还拥有某种新鲜的活力。乾隆时期再现了明万历年间的太平盛世。二者的不同之处只在于：万历皇帝令这一繁荣止于一朝一代，而乾隆皇帝则使其余波延续了近一个世纪。

乾隆时期的社会繁荣，既不是因为出现了某一新兴产业，也不是因为技术上取得了什么杰出的成果，而是由扩大了的商品经济和健全起来的经济体系支撑起来的，其发展源泉应属白银经济的发展。白银的增产和海外输入等润滑剂般地加速了大宗商品的流转，进而促进了生产的增加，经济随之变得活跃，物资也相应丰富起来。然而，生产的增加也导致相关部门产生抵触情绪。即便是自诩强盛的乾隆的治世时期，也已开始渐渐显露出一些可以预示未来的光影。虽然人口增加了，新增领土却没有吸纳这些人口的能力，当时的城市手工业也尚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。农村的过剩人口使零散的农耕者增加，从自耕农沦为雇农的人也增加了。

社会的不安未必一定产生于那些存在很大困难的地方。虽然边境地区的苗族和台湾的反清运动屡平不定，但在内地，由于皇帝不时巡幸全国以示其威严，对地方出身的官吏也采取了很多怀柔手段，因而并未发生直接的反抗活动。以六次南巡为代表，乾隆皇帝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东巡、西巡，此外还回满洲四次，前往五台山、嵩山、孔子庙等地。不过，乾隆皇帝并未因这些劳民伤财的举措而增税，反倒是免去了巡幸所到之地的税收，这显示了乾隆皇帝的自负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在乾隆皇帝退位的那年，还是发生了以湖北为中心的白莲教起义。权臣的蜕变乾隆皇帝将雍正皇帝设置的军机处保留了下来，并通过军机大臣张廷玉、鄂尔泰等维持了前朝的严谨政治。

但是乾隆对张廷玉非常信任，这不仅招致满汉反目，还逐渐令自己成为一名肆意专制的君主。为此，以皇帝宠爱为护身符，专横、霸道起来的官员不断出现，官僚纲纪松弛，开始变得腐败。汉军八旗出身的广东将军李侍尧非常精明、能干，甚为乾隆皇帝喜爱，甚至称李侍尧亲手处理的事件令他终生难忘。李侍尧在成为云贵总督后，被弹劾收受贿赂并遭查处，却在正要被处以斩刑时，因得到乾隆皇帝的特赦而幸免。而且后来，他又开始历任各地总督，且依旧贪污不止。此种恶评甚高的人能作为高官安稳地终其晚年，使腐败的官僚风更加普遍，如此一来，自然滋生出更多这样的人物。曾在乾隆皇帝身边，受命对李侍尧进行调查的满洲八旗出身的和珅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自乾隆三十四年作为武人出任轻车都尉后，和珅的才能为乾隆皇帝所爱，并一路顺风顺水，平步青云地坐上了军机大臣的宝座，甚至其子都成了乾隆皇帝的乘龙快婿。然而，善于应对一名专制君主的才能，对于一个国家、社会而言，若不在规划国家、社会的某些综合性的建设上发挥作用，便会重复一种反射运动。所以，这种才能一旦为某种私利私欲驱使，便会无休无止，永不满足。乾隆四十六年，甘肃回民叛乱，乾隆派和珅与将军阿桂一起前往镇压，但因和珅与阿桂意见不合，所12以此次镇压行动未见实效。及至阿桂死后，和珅接手军队并使这一军队成为自己的私人军队，将地方上缴的物资据为已有，极尽私欲，其家可谓一夜暴富。

因为无人可以弹劾他，和珅十分专横，目中无人，只对乾隆皇帝还有所顾虑。有个名为曹锡宝的人曾上奏弹劾和珅的管家刘全，却招致了自己被免职的结果。乾隆皇帝在其退位四年后病逝。随后，对和珅的弹劾、举报纷至沓来，学者王念孙等列数了和珅的罪状，嘉庆皇帝以二十条大罪命其自裁，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。据说他积攒的财富累积超过白银十亿两，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几年的全部收入。作为官员利用其地位谋求私利的实例，和珅可谓创下了纪录。和珅的事例说明：也许无论何种政治都无力防止个人的邪念，但由于服务于专制君主的官僚政治与来自社会的制约隔绝，若失去官僚与官僚之间的制约，个人的邪念便容易膨胀到极致，并不断蔓延。

作为官僚管制一大政策的文字狱，在进入乾隆年间后也出现新的形式：设定了“禁书”的基准，著者自不待言，对收藏或出版禁书等的人也处以极刑。虽然管制更加严格了，但这实际上并未对整肃官场发挥出多大的实效。乾隆皇帝下令对中国古今重要书籍进行分类整理，并组织编撰《四库全书》也是如此，其目的之一是要对它们的内容进行查阅，将那些内容上“不好”的书或是剔除，或是加以修订，还制定了禁书书目。若有人持有明末史书，持书人便会被处以死刑;有人人将吕晚村的书印出来，也因此被处以死刑。但是这也并没有能够遏止官僚制度的腐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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